青岛与西藏，虽相隔万里之遥，可两地之间的往来，却十分密切。自从青岛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市以来，青岛的许多单位对日喀则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青岛建筑设计研究院功不可没。

话得从1944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说起。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政策措施，号召全国支援西藏，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的援藏方式。按照中央及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确定青岛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市。

1995年5月，青岛市开始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这在当时是轰动青岛的一件事儿。众所周知，西藏贫穷落后，高原缺氧，那里的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日喀则地处海拔3800公尺的世界屋脊上，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从海滨城市到雪域高原，巨大的反差，对人的身体、心理、意志，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鉴于青岛建筑设计研究院雄厚的人才和技术力量，青岛市委、市府决定从那里派出一名技术干部参加援藏。设计院党委在职工中进行了动员，号召符合条件的技术人员报名响应，许多同志怀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明知西藏苦，偏往西藏行，争先恐后地报名。当然，因为对西藏的不了解，个别同志也存有顾虑，甚至还有临阵逃脱的。最后，院党委从诸多的应选者中，筛选出六名同志，经过体检和层层考察，确定建筑师薛栋赴西藏。

这是建筑设计院成立四十多年来出现的第一位援藏干部。当时薛栋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出生才五个多月。妻子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经常值夜班，薛栋远赴西藏，会给家庭带来许多困难。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藏族建设，薛栋深明大义，告别了妻子，离开了嗷嗷待哺的女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援藏的征途。临走时，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为他们七名技术干部饯行，还为他们披上了红绸绶带。

到西藏以后，薛栋以孔繁森同志为榜样，面对高原缺氧，藏族语言不通，饮食习惯迥异等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迅速投入了工作。

在日喀则，援藏干部们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概念，甚至半夜起来开会研究工作也是常事儿。令薛栋难忘的是，刚入藏时间不长，他缺氧的症状还没有消失，心跳过速，头昏脑胀，在画设计图时，鼻子不断流血，没有办法，他只好在鼻子上捂一条毛巾。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工期太紧，坚持吧。”鼻血浸透了毛巾，他换了一条，继续在案板上画图。

入藏不到半年，薛栋就被任命为日喀则市城建局总工程师，他先后主持设计了日喀则市国家级贡觉森林公园、儿童娱乐城、市机关办公楼、贸易市场大楼等项目。一年内荣立一次三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欣然和王元东是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援藏的第二批技术干部，他们两人作为青岛市第四批援藏技术干部，1998年8月奔赴日喀则，住在同一间宿舍，一待就是一年半。

刚到日喀则，两人满怀新鲜感，放下行李，兴冲冲地上了街，与想象中的日喀则不同，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低矮的平房，肮脏的街道，贫困和落后触目惊心。两人想给家里报平安，就满街找公用电话，刘欣然从另一端回来，只见王元东在街头电话亭里，抱着个电话，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刘欣然在旁边站着，禁不住也流下泪来。的确，从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来到雪域高原，那种突然而至的反差，万里之外异乡的凄凉和孤独，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

来西藏时，刘欣然的妻子已经到了临产期，家里的房子要装修。他到日喀则后不久，孩子出生，刘欣然只能通过电话向妻子表达不在身边的歉意。

那时候的日喀则，虽然在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努力下有了城市规划，可仅仅是纸面的，还没有具体实施，满目苍凉，百废待兴，刘欣然、王元东马上投入到紧张劳累的马不停蹄工作中。

刘欣然担任日喀则城建环保局副局长，王元东是总工程师，他们发现这里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城建局中除青岛来的援藏技术干部外，只有一位部队复员军人略懂技术，算是唯一的业务人员。面对困难，他们没有退缩，知难而进，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言传身教，有针对性地对城建局的人员进行了系统的技术培训，组织他们学文化、学业务，并对技术骨干进行“传、帮、带”，培养了当地的技术人才。

日喀则市贸易市场二期工程是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刘欣然和王元东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每天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从工程的设计到具体的工地施工，两人像较着劲儿的运动员，不甘落后，吃苦在前。刘欣然还忙着跑日喀则城市规划的立项、建制、审批，每天夹着厚厚的材料，办一道道的手续，一有空档，他必定会出现在工地上；王元东作为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所辖“青岛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的监理师，从工程的原材料进厂，从隐蔽工程验收直至竣工验收，倾注了全部精力，该工程被地区质检站评为优良工程。

青岛设计研究院对西藏的援助，是高姿态、全方位的。从连续派出三名援藏干部来说，在青岛绝无仅有。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为此印发了简报，表扬青岛建筑设计院宣传发动工作有力，干部报名踊跃。简报说：“市建筑设计院利用板报形式，宣传优秀援藏干部事迹，展示西藏发展建设情况，在全院内营造了援藏光荣的政治气氛，形成人人关心西藏、谈论西藏、决心为西藏建设出力的良好局面，全院有27名同志自愿报名援藏，占总人数的56、3％，其中党员的报名率达到100％。该院共产党员刘欣然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深知西藏工作的艰苦，但我会把困难和艰苦当作人生乐趣去勇敢面对’”。

为了让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安心工作，免却后顾之忧，设计院对三名援藏干部的家庭，坚持走访，问寒问暖，悉心照顾，节假日更是送去组织的问候。

王元东家住市南，妻子在李沧区工作，上下班很不方便，设计院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为王元东妻子调动了工作。

1996年9月，设计研究院的领导，带着单位给日喀则的五万元捐款，随青岛城建代表团专程奔赴西藏，一是看望援藏的本院职工薛栋，二是参加日喀则市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在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差点翻车的插曲。当时的中巴车上载有23人，除了青岛的，还有四川江油市委、政府的领导，在上海至尼泊尔的318国道，一个下坡时，中巴车为躲避突然窜到公路上的两头毛驴，冲向悬崖边，急刹车后汽车侧翻45度，悬崖下面就是汹涌的雅鲁藏布江。在车上的中共江油市委副书记郝洁，事后在《江油日报》发表文章，记述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危急关头，一位山东大汉高喊一声：‘大家都别动！’这是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书记丁解放，他在这一瞬间的喊声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英明，这句话救了我们全车人。倘若当时车上有一人想自顾自地逃命，倘若车内有一点慌乱，车身都会失去平衡而翻滚，后果不堪设想……”曾在海军当过艇长的丁解放，反应敏捷，遇事冷静，他在关键时刻喊出了关键的指令，车上的人对此心存感激。后来，在过路藏民的帮助下，中巴车的人安全地下来，把车扳正，重新向日喀则驶去。

设计研究院对日喀则的援助是无私的，几年来，对日喀则方面提出的建筑设计要求，收费很少，基本上属于义务劳动性质。为支援西藏建设不计代价，是青岛建筑设计研究院上上下下的共识。

为完善薛栋的设计，副院长付汉东和技术人员在寒冬腊月赶赴日喀则，他们既要在设计中保持藏族民居的传统特色，又要体现现代建筑的优势，对设计图纸精益求精，反复修改。

当时，日喀则就像是战场，青岛设计院就是全力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在为日喀则设计市政府大楼时，青岛金口路4号上上下下在为它忙着，一遍遍地出图纸，人们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1999年1月24日、26日、30日，日喀则市委书记张泽忠三次带领日喀则有关人员，专门来到青岛建筑设计研究院，与研究院的技术专家研究日喀则贸易市场的设计方案。

同年4月，日喀则市政法大楼的施工遇到难题，日喀则城建局向青岛设计院求援，设计院非常重视，根据对方要求，马上派出了负责水、电、结构、土木的技术人员，邱国良、迟国强、薛松、王春四人立即从青岛前往，在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不巧的是汽车又出了事故，所幸有惊无险。他们换车后赶到日喀则，刚下车不久，其中两人因为严重缺氧被送进医院打吊瓶，刘欣然和王元东陪着同事一夜，天刚亮，拔下吊瓶，一眼未合的他们顾不得休息，匆匆赶到了工地现场。

   日喀则市市长、藏族干部边巴次仁，对青岛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无私帮助充满了感激，他说，日喀则市近年发展很快，这与青岛设计研究院的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

（院史办）